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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金融改革开放亟需破除五大障碍

时间:2019-04-14 21:29  来源:  作者:

  作者莫开伟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研究员

  媒体披露,根据最近财经高官的表态以及金融监管部门日前披露的今年工作重点任务,以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的开放将成为2018年金融开放的重头戏;与此同时,境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双向开放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将在年内稳步推进,但会相对审慎(2月8日《经济参考报》)。

  这一消息表明新一轮金融开放版图已经成型,且即将付诸实施,这对中国金融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就目前而言,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可推动金融业与国际金融深度接轨,进一步学习国外金融机构的先进经营管理经验和风险内控制度,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加速推进中国金融业向现代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当然,也会带来挑战,那就是对部分经营管理机制僵化、转型意识差和转型能力不强、内控能力低的金融机构带来巨大冲击,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因而,目前继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一方面,最近央行召开的2018年工作会议指出扩大债券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及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这意味着跨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将加快,金融市场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不断推进,这要求我国必须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

  另一方面,以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为代表的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或成为今年金融开放的重头戏。财政部表态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且我国将继续推进境内股票、债券市场开放,完善“债券通”,研究“沪伦通”,支持沪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改革完善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RQFII、QDII、RQDII等)外汇管理制度,这一切更增强了金融业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紧迫性。

  然而,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政策环境;而金融开放又是一项全方位的金融改革系统工程,包括资本项下的资本流动的开放,汇率机制的灵活调整,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及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降低等方面内容。从当前看,还须重点攻克五道难关:

  首先,金融监管当局提高开放和监管效率,为金融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顺利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从当前看,一方面,各金融监管机构加快协同推进金融业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减少资本管制等“三驾马车”的改革方案,防止发生“只打雷不下雨”现象,避免延误金融业对外开放,不断提升开放效率和防控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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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各金融监管机构加快完善金融制度环境,促进境内外资本市场深度融合,如股票市场研究通过“沪伦通”、“沪新通”引进全球资本;并在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提高应对资本流动波动能力,同时加快推动金融机构“走出去”,实现国内金融机构与国外金融机构的深度融合,以便更好地发挥中资金融机构在参与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外资金融机构共同成长。

  其次,转变国内民众及监管机构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理念,消除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心里设防,使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冲破种种无形的心里障碍。目前在国内包括监管机构在内,普遍存在一种怕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过多冲击国内金融机构、抑或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而易诱发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的不良倾向。

  同时,国内银行机构已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担心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过多造成自身利益受损,在很大程度上排挤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进而影响监管当局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态度。

  因此,继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必须转变思想与监管观念,消除一些不必要的担忧,把监管重点放在制订防范潜在风险因素的有效应对机制上,而不是在行政性人为设防上。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实践,主动作为,以更透明、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同等对待内外资金融机构,完善制度安排,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

  再次,制定好开放路径和审慎监管框架,做到既不盲目求速,也不呆板僵化,为外资金融机构稳妥发展给予足够的制度性扶持。尽管提倡继续扩大对外金融开放,但依然是在确保金融业稳定和风险可控的原则下有计划开放,绝不是一放了之。因此,应仔细设计金融开放的路径和审慎监管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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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前而言,一要制定稳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和加大跨境资本流动时间表,给外资金融机构以稳定的经营预期,不能让外资金融机构作无望地等待。二要在其他领域持续开放,比如继续扩大债券通,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到中国债券市场,在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给外商投资者更多的牌照或增加持股比例,给外资金融机构扩大在华金融业务提供“兴奋剂”。

  三要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及其本身跨区域经营的差异性,制定有针对性、能切实防范化解其经营风险的监管制度架构体系,确保其在华经营的绝对安全。

  第四,消除各种政策性、体制性壁垒,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经营发展营造公平环境,给予相同的“国民待遇”,使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消除心里顾虑。目前监管机构在对外资金融机构监管的制度安排上严于国内金融机构,比如持股比例限制和业务限制,使国内外银行机构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外资银行的发展。

  为此,我国监管当局应在监管上做到“一碗水端平”,对内外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一要实施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进一步加大股权比例、业务范围和牌照发放等方面的开放力度,在债券托管、承销商重新审视对境外投资者的标准和要求;在会计和审计要求上尽可能与国际接轨。二要在业务范围放开方面,让外资金融机构凭借其成熟金融市场中的经验在一些细分市场与国内金融机构同等竞争。

  最后,外资金融机构本身应熟悉中国消费者的需求特点,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开发出适合中国居民要求的金融服务模式和服务产品,打通在华经营的“心理经络”。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拓展缓慢,除了各种体制性障碍外,自身经营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外资金融机构在移动互联网产品及服务创新上不及中国,一些外资金融机构高层决策者不能理解中国的创新,这既是对外资金融机构的新的挑战,也是决定其未来能否进入中国金融业主流的关键所在。

  对此,外资金融机构应有所反省,要扩大在华业务,争取与中国金融业在竞争中争得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尤其靠自身经营服务方式吸引中国客户,必须加大对中国金融市场及金融消费者的调研,准确做出市场细分,制订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才能赢得中国客户的青睐,也才能为自身发展赢得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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